中国之声特别策划《先生》，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、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。7日推出《陶文铨：把为国搞科研的“热”，传下去》。
陶文铨：“我今年85岁了，如果我培养的学生比我还差，我就完全失败了。一定要年轻人往前走，这个团队才有希望。”
陶文铨，1939年生于浙江绍兴，今年85岁。国际著名工程热物理学家、数值传热学专家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。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，“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”称号获得者。从国内开创，到国际引领，他的团队是传热学研究领域前沿的“中国身影”。陶文铨扎根西部六十余载，至今奋战在科研和教学的第一线，为我国工程热物理学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笔挺的西装，胸前挂着眼镜，从教50多年，陶文铨身上有很多的荣誉，他总是一一“摘掉”，欢喜地选择那个最朴素的称呼。
陶老师的学生有多少，他自己也说不清。西安交通大学的1300阶梯大教室，有367张座椅，但陶老师的课，总是坐不下。
陶文铨：课堂现在平均有400人左右，坐得满满当当。我第一届教的学生只有19人，现在差不多每年有400人，整整40年了。
陶文铨：对。没有PPT时用手写讲稿，那时候纸紧张，得用很小的字写在一张纸上，比较麻烦。现在有PPT方便多了，随时都能更新再版。
陶文铨：冬天冷，穿棉衣就起到保温的作用；夏天热，穿白色的衣服能把大部分阳光都反射掉，更容易把热量散出去。
陶文铨：我们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热量产生，所以传热学是一门跟人类关系最密切的科学。举例来讲，打开热水器就能出热水，水是提前烧好储存起来，但是放久了会散掉不少热。热少散，电就可以少用，我们利用数值计算的方法研究热流失的全过程，提出改进方案。企业每年生产几百万台热水器，按我们的方案可以节能接近7%，能省不少电。
1956年8月，交通大学首趟西迁专列从上海徐家汇车站发出，上千名交大师生及家属乘坐这趟列车，一路向西。
陶文铨：西安交大在我的老家有很高的声誉，当我得知作为交大毕业生的钱学森学长50年代初，冲破美国的阻力回到国内，更加坚定了我报考交大的决心。我告诉自己，交大迁到哪里，我就考到哪里。
陶文铨：小孩子只要喜欢，一拍脑门这事就定了。我妈妈不了解西安，担心我东西吃不惯，绍兴人喜欢吃梅干菜，我妈妈就准备一箱梅干菜，还给我买了二十个8分邮票可以投寄信件。当时以为西安是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，其实比想象得好多了。
作为交大西迁后首批奔赴祖国西部报到的本科生，陶先生把自己比作“西迁大树上的一片叶”，上大学的那几年，这棵树下，土贫地薄。
陶文铨：西迁精神就是艰苦创业。我在交大读了5年本科，4年研究生，我亲眼见到老一辈的教师，听报告就坐在一个很窄的长板凳上。我在教研室看到好几个老师都是自己动手加工实验室的教具，用它们做出了很好的实验。
陶文铨：杨世铭先生教我们数值计算，上课用的是他自己编写的教材。他当时就讲数值计算可以精确到所需要的任何精度。那时候计算机才发明出来10年，60年以后计算机的应用这么重要，当时杨先生远瞩的判断非常了不起，给我一个20岁的小青年内心埋下了一颗种子。
真正接触到数值传热学，陶文铨已经41岁了。1980年，在杨世铭先生的支持下，陶文铨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，方向是数值传热：在此之前，传热学有什么用？为什么要研究它？陶文铨并不清楚。
陶文铨：我在美国没去哪玩儿过，图书馆、计算机房和我的办公室，晚上回家，整整两年都是这样往复。我们和国外差得比较远，就要好好学，回去至少在本科生、研究生的教学方面能做点事，之后再慢慢融入国际传热界的发展路程里。我做了好多笔记，也分享给国内好多老师。
陶文铨：我1983年初回国，第一时间就在学校开了数值传热的课，这门课程在国内相对是比较早的。
1996年，陶文铨牵头组建热质传递数值预测科技创新团队，随后创建热流中心，开展复杂热质传递问题数值预测基础研究及重大工程技术创新研究。
陶文铨：我要跟全体师生员工、全体校友一起，努力发扬具有交大特色的奉献报国的使命文化，为把西安交通大学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而奋斗我的一生！
在交大西迁60年的大会上，陶文铨的一番线年，“西安交通大学热质传递的数值预测控制及其工程应用创新团队”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。我国在流动与传热的多尺度模拟领域的研究已经处于国际前沿。如果从1980年赴美进修算起，不到40年。
陶文铨：50年代初我读初中，那会儿很调皮，喜欢打康乐球，我经常逃学去打。有一次我走着去上课，早到被班主任看见了，他觉得我这个孩子不错，就在班上表扬我，还让我当课代表，我的上进心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了。那以后，我就慢慢走上正轨。我印象很深，老师一定要对学生正面引导。
对学生，批评的话，也要鼓励着说。西安交大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的屈治国教授是陶文铨的学生，他记得，自己刚走上讲台时，老师的点拨。
屈治国：我上课讲一个物理量单位，当时我说的是量纲，单位和量纲从字面上不一样，但我觉得写出来一样，陶老师课后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强调，一定要非常严谨。“教师是一门良心活”，这句话我现在还没有忘记。
陶文铨：我妈妈不识字，但她会经常跟我们讲，“前半夜想想自己，后半夜想想别人”，不能只顾自己。
陶文铨：现在谁叫我讲技术，不论南北东西，我都去。数值计算是我最赞成、最喜欢的，我希望讲出来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数值计算。
教学不能落下、科研不能丢掉、学术会议还要参加。每晚十点到次日凌晨三四点，是这位85岁的老人，留给自己的时间。
陶文铨：我一般吃过晚饭，把急事处理完，睡两个小时，十点起来，之后我可以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。我睡的时间短，四小时就够了，资源可以充分利用，这是我的理论。
陶文铨：写文章、写稿件、修改教材。我老婆喜欢讲话，我也不能不理她，就安慰她说，“行了老伴，我要干活了。”
陶文铨：饮食基本以南方为主，吃米饭。老伴生病后我学会做好多南方菜，先加盐、先烧水，冷的放、热的放，方法都是她教我的。但是我也可以吃锅盔，我也可以吃肉夹馍，老汉陕西人……
“半个陕西老汉”，西安话会说几句，也不大说得来绍兴话，但是，对英语授课的发音，却很在乎。每次课程开始前，陶先生都要在讲台上，嘀咕某些单词的发音。
陶文铨：要讲50分钟的英语，我要做很多前期的准备工作。上课前遇到不知道的单词重音就赶快查字典，标记在我的小本子上。台下几百双眼睛盯着我，我的每一句话都要对学生负责。
陶文铨：我刚来的时候，梧桐树就胳膊这么粗，现在已经需要好几个人才能环抱，前人栽树后人乘凉……
我是记者江晓晨。有个不知疲倦的老师，是个什么样的体验？我接触过陶先生的不少学生，他们都说过这样一件事儿：头一天晚上发给先生有关教学或者科研的电子邮件，第二天起床，一定会收到回复，发件时间，大多是凌晨两三点。那是陶先生所说的留给自己的时间，而所谓的“自己的时间”，也还是给了学生。
把三尺讲台，踱成数值传热学的国际舞台，先生用了将近一个甲子。85岁的陶先生，对讲台的热，依然在；对学生的热，依然在；对中国传热学的热，依然在。
中国之声特别策划《先生》，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、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。今天推出：《陶文铨：把为国搞科研的“热”，传下去》。
